截至2026年2月，全球已有137个国家在国家自主贡献（NDCs）中明确设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，其中欧盟、中国、美国和印度合计占全球新增风电与光伏装机容量的78%。国际能源署（IEA）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首次突破35,000太瓦时，占总发电量的32%，较2020年提升9个百分点。这一增长主要由成本下降驱动：光伏组件均价从2010年的每瓦2美元降至2025年的0.12美元，陆上风电平准化度电成本（LCOE）同期下降67%。然而，装机容量扩张并未完全转化为系统性脱碳效能——全球电力系统碳强度仅下降14%，反映出电网灵活性、储能配套与跨区域输电基础设施的滞后。
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部署中面临显著的融资与技术壁垒。尽管全球绿色气候基金（GCF）累计批准项目资金达128亿美元，但实际拨付率不足40%，且75%流向中等收入国家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可再生能源投资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/12，导致其电气化率停滞在48%。与此同时，发达国家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等贸易工具重构产业链，欧盟2026年实施的电池新规要求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披露，实质形成绿色技术标准壁垒。这华体会官网种政策外溢效应使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呈现“技术-制度”双重分层，削弱了《巴黎协定》第六条框架下的合作效率。
可再生能源高比例渗透暴露出电力系统的结构性脆弱。德国2025年风电光伏瞬时出力占比达82%时，因缺乏跨欧洲电网调节能力，被迫向邻国支付负电价消纳过剩电力；中国西北地区弃风弃光率虽从2016年的17%降至2025年的3.2%，但特高压输电通道利用率不足60%。关键矿物供应链则加剧地缘竞争：刚果（金）供应全球72%的钴，印尼控制58%的镍加工产能，而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要求电动车电池组件40%关键矿物来自自贸伙伴国，直接推动资源民族主义抬头。全球携手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承诺，在资源控制权与技术标准制定权争夺中遭遇现实解构。
极端气候事件频发迫使各国重新评估可再生能源部署策略。2025年欧洲热浪导致光伏板效率下降12%，美国飓风“伊达利亚”摧毁墨西哥湾沿岸1.8吉瓦海上风电设施，凸显气候风险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反噬。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（IRENA）最新模型显示，若将气候适应性纳入规划，全球需额外投资2.3万亿美元用于加固电网与分布式系统。这要求“全球携手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”从单纯装机竞赛转向韧性-公平-效率三维平衡，尤其需建立损失损害基金与技术转移机制，否则可持续发展目标7（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）与目标13（气候行动）将陷入执行悖论。
